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纺车在传统劳动工具以外，被赋予了妇女的“战斗武器”和妇女解放途径等特殊价值和意涵。本文以1943—1945年间纺织主题的木刻版画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解决何种身份、形象的女性可以作为妇纺运动的“代言人”出现在该时期的纺织主题版画创作中的问题。笔者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生产”成为文艺表现的最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政府借用“男耕女织”传统性别分工的概念，将“纺织”塑造成新时代女性的公共劳动形式。由于战时统战的需要和对边区早期妇女解放运动过激倾向的修正，纺织主题版画中的“新女性”形象逐渐隐退，“贤妻良母”型的底层劳动妇女作为画面主角的形象最终被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