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和吴敬梓在举业之路上有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在早年考取秀才,又都屡应乡试不中,但二人的选择却迥然有别:蒲松龄一生奔竞于场屋,吴敬梓则选择了退出。与此相应,二人不仅思考举业功名问题的角度各异,而且对科场、考官的关注程度与态度也颇为不同。将二者进行对比,由其间所显示的显著差异不难发现,以"反科举"的话语来看待《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并不妥当。实际上,无论蒲松龄还是吴敬梓,都并非要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而是以举业作为一个焦点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关注:蒲松龄要在抒发知音难觅的"孤愤"之情,吴敬梓要在以"公心"指擿"士林"的畏琐与鄙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