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自立说"的表现,张载《正蒙》之作既有辟佛排老的因素,又有为汉唐儒学纠偏补弊的因素; 而从当时思想界的现状来看,还有为理学"造道"的关怀。但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正蒙》不得不作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必然性,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而不是主体实践的必然性。从主体发生学的角度看,张载与王安石在新政观念上的分歧以及其关于变法之思想路线上的对立,才真正是其"立说"的现实促成之因,从而也才是《正蒙》不得不作之主体实战的必然性。而在《正蒙》的撰写中,张载对井田制的讨论与试验、对礼俗、"乡约"的倡导和推行,则既是张载对"新政"之不同于熙宁变法的另一种试点。同时也是其对"万世太平"之道的一种系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