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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

张金梅

   “《春秋》笔法”有本义和引申义之分,前者指孔子修订《春秋》的笔法,后者指运用《春秋》笔法书写的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话语,“《春秋》笔法”经过中国历代学者的不断阐释、发挥和深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而“《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在涉及面、纵深度、持续性上都显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有必要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 本文以“《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关系为论题,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视角,以“《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渗透、中国文论对“《春秋》笔法”的接受为论域,在把握“《春秋》笔法”思想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散见于各种文献典籍中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寻绎出中国文论中较为确凿的受到“《春秋》笔法”影响的因素,并进行分析、总结。既着眼于“《春秋》笔法”的思想内涵,又探析“《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会通化成,从文化探源中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揭示其在现当代文学艺术中的普适性。 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首先论述“《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课题的学理依据,接着阐释“《春秋》笔法”、中国文论两个术语,最后评析近30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的研究现状,简介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意义。 正文共分四章,主要论述“《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会通。第一章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展开两个层面对“《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基本内涵进行梳理。《春秋》原本是先秦鲁国的一部史书,后经孔子“作”或“修”遂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而“《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形成,则一方面在于孔子“作”或“修”《春秋》时,于《春秋》中寄寓了“微言大义”和褒贬书法,另一方面在于后来经学家(包括古文家和今文家)、史学家对“《春秋》笔法”的阐释和发挥。他们以此为中心而历史地展开的各种人文阐释活动,实际上是古代知识分子在面向现实之际,依托于对传统的确认来争取批评权力的精神行为,其中积淀着大量的思想经验和历史隐秘。其中,杜预为代表的古文家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家发挥《春秋》“正名为本”之“大义”和“借事明义”之“微言,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的“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步建立了“《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而司马迁的“实录”、欧阳修的“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刘知几和章学诚的“名教”等则分别在修史和论史视域里运用和发展了“《春秋》笔法”,并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说,“《春秋》笔法”使中国传统史学具备了自觉的史学意识,史家高度重视史学的资鉴作用,从而使史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从反面说,“《春秋》笔法”使中国传统史学丧失了独立的史学品格,由于史家过分强调笔法、义例,强调政治效应,从而使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皇家的御用工具。 第二章以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为基点,从“《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史与诗关系,使史的“诗化”和诗的“史化”都得到了展现。作为文化话语的建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又是一种叙事的产物,或者说是儒家士人的乌托邦式的虚构,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和《春秋》实际的历史功能与儒家的叙事所赋予的话语功能融为一炉,使诗与史相为表里。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均将史“诗化”,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笔法”,经《左传》、《史记》发扬光大后,泛指撰文记事的标准方法,既适合于修纂史书,也应用于文学创作,“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即是明证。“惩恶劝善”是“《春秋》五例”之一,史之从“君子曰”到“论赞”与诗之“主文而谲谏”、戏曲小说之伦理化都视其为旨归。 第三章从《春秋繁露》的文本细读入手,在中、西文论的比较与对话中凸现了“《春秋》无达辞”的阐释学意义。首先,结合《春秋繁露》,分析“《春秋》无达辞”作为《春秋》最突出的意义建构方式与话语解读方式的基本内涵。其次,论述“《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一语的历史语境、理论意义和阐释实践,揭示“《诗》无达诂”形成的原因。复次,从思想渊源、阐释准则和释义方式三方面比较“《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的通约性。最后,从历史发生和中西比较中论述由“《诗》无达诂”发展而来的“诗无达诂”,作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活动中一种独特的文学阐释理论和文学阐释方法,与西方阐释学的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章论述“《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一种基本规则,“《春秋》笔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规范着中国文论的话语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赋与“尽而不汗”相吻合;作为中国文论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比兴与“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相融通。作为“《春秋》笔法”的重要特点,“尚简用晦”也被中国文学家和文论家们所延承——《春秋》之“简言以达旨”、“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总是和特定的意义建构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密切联系。由此,“微而显”、“婉而成章”成了中国文论评论话语的两个“显话语”,其思维方式既是中国古人诗意逻辑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强权政治的必然结果。而评点、索隐和“义法”作为中国文论的话语解读方式,也都与“《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有不解之缘。 结语简要揭示“《春秋》笔法”在现当代文学艺术和新闻传媒中的普适性。近代现代以来,“《春秋》笔法”这个话语并未随着经学在现当代的消失而消失,它仍然有着生命与活力,是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换,并进而发扬光大的。 本文在学术上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在选题上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论文首次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对“《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研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为中国文化话语的“《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话语言说方式、意义建构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开拓了前人较少涉及的领域,另一方面则在推动经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同时,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新的视角和背景。 第二,“《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在观点上也有一些创新之处。论文从“《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关系角度切入中国文论的研究,因而对中国文论中某些老生常谈问题能作出新的阐释,并言之成理。如对“《春秋》笔法”作为中国文化话语的强调和剖析;以“《春秋》笔法”为基点对诗史关系的辨析;关于从“微言大义”到“诗无达诂”的阐释学意义的论述;关于赋与“尽而不汙”、比兴与“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相融相通的意见;关于“微而显”、“婉而成章”作为评论话语的解释等等,都表现了一定的学术探索的勇气。第三,“《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在材料上亦有一些可取之处。论文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论述了“《诗》亡然后《春秋》作”、“属辞比事”、“《春秋》无达辞”等命题及话语的基本内涵,论证了“《春秋》笔法”与评点、索隐、义法的相互融通。……   
[关键词]:“《春秋》笔法”;中国文论;文化话语;《春秋》五例;微言大义;《春秋》无达辞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四川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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