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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

杨雪

   张爱玲(1920-1995)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与翻译,并在两种语境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的作家之一。在张爱玲研究大潮中,鲜见对其翻译作品的研究。因此,论文以“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尝试对其翻译作品进行系统研究。 本项研究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将研究各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看待。定性分析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对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及翻译作品作比较全面细致的整理和总结;二、对选取的例证进行分析来形成对译作特点的认识;三、借助相关理论,对译作特点的成因和译作接受状况进行全面分析。为了弥补定性分析的不足,充分说明问题,我们还进行定量分析,对张爱玲汉译英作品在当代英语读者中的认同度进行实证调查。目前在国内的文学翻译作品评价研究领域,同类调查极少见。 论文除了把张爱玲以翻译名义出版的作品纳入研究范围外,还把张爱玲同一部作品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张爱玲的个案,研究作家自译这一相当独特的现象,从而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影响翻译行为的文本外因素等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范围。 研究发现,多元调和不仅是张爱玲的美学追求,也是她的翻译追求,体现在张爱玲翻译的各个层面,如她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对翻译主体的调和与对翻译策略的调和等。多元调和的翻译艺术使其翻译呈现出多种面貌:既有忠实于原作的译作,也有译、创结合的译作;既考虑读者的接受,又不是一味迎合;关注译作的跨文化流传,却不屈从于正统的文学评判标准。从而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说,不仅提供了一些名著的优秀译本,基本上是初译本,为后人复译提供参照或超越的基础,并且,其翻译行为、翻译策略和方法都有可借鉴的部分;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译作是如何产生、风格如何形成以及译作接受状况的制约因素等多方面的问题。 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与范围。 第二章为“张爱玲的翻译之路”。首先结合张爱玲的创作背景与作品,介绍了张爱玲的翻译背景和翻译作品。接下来讨论了张爱玲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不仅包括散文翻译和小说翻译活动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也探讨了创作对其翻译的影响。并且,本章还着重介绍了张爱玲对于翻译的思考和主张。由于张爱玲没有专文论述其翻译实践或翻译理论,论文通过整理张爱玲所作译者序、对译作的介绍文章、论及翻译的散文和信件、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等材料来对此进行分析。 在第三章“张爱玲与文学翻译中的多元调和”中,首先探讨了文学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多元”,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别为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多元”。宏观层次上的“多元”包括社会、历史、文化、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中观层次上的“多元”包括翻译性质、翻译主体、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等因素;微观层次上的“多元”则包括翻译单位和翻译技巧等。并且,曾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有助于打破二元对立,但是“杂合”的度却难以把握,针对这一问题,论文指出,张爱玲创作和翻译的关键词“调和”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张爱玲在翻译中对“调和”的追求表现在各个层面和各种因素上,因此我们称之为“多元调和”,并将其视为杂合的理想途径。 在第四、五、六章中,论文选取了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调和”最具代表性的方面,例如,她对创作与翻译的调和,不仅涉及中观层次,还涉及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层面的各个因素;她对翻译主体和翻译策略的调和,既受制于宏观层次的因素,也导致微观层次上,她对翻译技巧、翻译单位等因素的调和。 第四章讨论了“张爱玲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在介绍中西译论中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有关论述之后,论文区分了张爱玲翻译作品中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并结合例证进行了详细分析。张爱玲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张爱玲译他人的作品时倾向于原著和源文化,比较“字面主义”,这时是“译中有作”;二、她翻译自己的作品时改动较多,多倾向于译入语文化,更加“自由主义”,创作的痕迹更浓,可谓“亦译亦作”;三、张爱玲作为双语作家,她还用英语(非母语)来进行关于其母语文化的叙事,可称为“作中有译”。 在第五章“张爱玲对翻译主体的调和”中,首先讨论了张爱玲对译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的调和,她对读者的态度是迎合中有超拔,既赋予其中心地位,又不低估其理解力。其次,论文讨论了张爱玲对译者主体和作者主体的调和,有两种方式,分别为情感移注和对话。最后讨论了张爱玲的自译现象和自译过程中对翻译主体的调和。论文认为,其自译作品中对翻译主体的调和建立在对女性关爱的基础之上,其女性主义视角使她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等化翻译”和“强化翻译”两种手段在跨文化文本中成功进行女性书写。 第六章论述了“张爱玲对翻译策略的调和”,详细讨论了英译汉作品和汉译英作品中张爱玲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并举和灵活应用。论文指出,英译汉作品中张爱玲对翻译策略的调和体现在三个不同层次上,即流水句与欧化句的并用、四字格与欧化词语搭配的共存、西方韵律与东方音调的交响,并分别以《老人与海》、《睡谷故事》和对爱默森、梭罗诗歌的翻译为例。论文将张爱玲英译汉作品中对翻译策略的调和分五个方面进行阐释:人名称谓翻译、颜色词翻译、拟声词与元语言翻译、习语翻译和意象翻译。可以看出,张爱玲除了在意象翻译方面明显以异化策略为主之外,其他方面都是在异化与归化之间不断进行尝试和调和,力求达到既能在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又“多给他们一点别的”。 第七章为“当代英语读者对张爱玲译作认同度的实证调查”。为了对张爱玲的翻译能力和译作的读者接受状况有更真实、更准确地了解,以及对前文的分析研究作出检验和补充,我们在英语本族语者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四十八份。从调查结果来看,张爱玲的翻译作品得到了大多数当代读者的认可,但是读者对其评价波动幅度较大。这极可能与张爱玲的翻译策略有关,其多元调和的翻译思想在本次调查选取的《金锁记》译文中主要体现于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调和,并且,在该译文的某些方面,为了更好地传译文化特点和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特点,异化策略的使用还略占上风,因此造成英语读者接受态度上的明显分化。调查结果还显示,当代英语读者对异文化因素的容忍度有所提高。 第八章讨论了“场域对张爱玲翻译的影响”。论文认为,翻译话语作为场域中的一种资本,被不同行动者所追求和争夺,以完成话语的符号权力功能和积累资本总量。作为行动者一员的译者,既改变着场域,也被场域所改变。译者在某一文化生产场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语言能力和翻译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该场域的接受状况,而后者又受到复杂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读者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张爱玲所处的情形也是如此。论文重点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译汉文学场(分别为港台及东南亚英译汉文学场、中国国内英译汉文学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译英文学场和当代汉译英文学场的构成,以及它们对张爱玲翻译风格和译作接受情况的影响。论文还指出,张爱玲的惯习也对其翻译风格和译作接受产生一定影响。 第九章为论文的结论部分。对本项研究进行回顾之后,介绍了研究意义、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本研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一、张爱玲的传记材料极为缺乏,特别是她离开大陆后四十多年的经历,制约着我们对作为译者的张爱玲的深入了解;二、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论文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张爱玲的主要几部文学翻译作品和自译作品,对相关材料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将有助于增加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三、论文采用了定量分析作为对定性分析的补充,但是,由于调查者经验和调查条件所限,问卷设计和调查规模上也有一定局限性。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进一步拓宽,例如,对张爱玲汉译美国名著和自译作品作更为细致的专题研究,对她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进行对比研究等,从中可以有更多、涉及面更广的发现。……   
[关键词]:张爱玲翻译作品;多元调和;认同度调查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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