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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研究

李磊

  东汉名教之治从东汉后期开始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士大夫无法阻止皇权“非道”,另一方面是崇尚儒家名节的统治方式导致了世风之虚伪。面对皇权“非道”,东汉士人笃信道德的力量,发动清议运动,士风由“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党锢事变的结局动摇了士人的名教信念,使士人由“婞直”而“大直若屈”。汉末士人恢复汉朝统治的努力失败后,其名教理想几乎完全破灭,他们开始寻求新的社会政治理想。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至,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并援引《庄子》赋予其玄学意义,开创了魏晋“达”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不拘礼俗”。士大夫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反思和践行,与对自身处世态度的反思和践行,二者交汇的结果是在魏晋之交出现了旨在思想革新、社会革新与政治革新的新士风——玄风。两晋玄风的表现是: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上崇尚放达,任官崇尚不尽职守。在朝、在野两种玄学指导着晋代的士风。在朝玄学是道家化的儒家,在野玄学持道家立场,二者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晋代士风。南朝士风大体上继承了魏晋的士风形态。但南朝士大夫对魏晋传统的坚守,旨在维护士大夫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社会意识的领导权,而非如魏晋士风旨在玄学理想的践行或曰“利便”。南朝士风始变于晋宋之际,清谈地位下降,对玄学义理的探讨淡化下来,“仕贵遗务”的精神内涵由实践玄学政治观转为表明士大夫“淡退”的政治姿态。刘宋后期朝廷试图树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尽管士大夫屈从于皇权,但他们对士风传统的维护,仍是对皇权扩张的柔性抵抗。南齐永明儒风的兴起,表明士大夫与皇权开始谋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结束了二者的对抗。但这种融合是以士大夫回归儒家皇道意识为前提的。随着南朝中下层士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他们成为梁代士风的主体,其崇尚进取、实干与注重交游的阶层性格给士风增添了新的色彩。陈朝采取优待前朝士大夫的政策,使梁朝士风在陈朝继续存在下去。陈后主是陈朝后期士风的中心人物。随着陈朝的灭亡,南朝士大夫丧失了政治、社会地位,盛行一时的玄风便随之烟消云散。与魏晋南朝士风相比,北朝士风的基本特征是学术上的习经并专经之风、言行上的儒者之风、政治上的当官任事之风,指导北朝士风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孝文帝改革以后,出现的“浮薄”的士林风气,它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背离经学思想的腐化之风,另一类则是一种新的文学趣尚和玄学风范。后者的出现表明北方在一百多年后,重新走上了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与继承魏晋传统的南方趋同。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四条线索来把握:一是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识与自利意识的彼此消长,此……   
[关键词]:士风;东汉;魏晋南北朝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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