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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翰林学士承旨研究

赵小军

  宋史研究者常为官制的繁杂、凌乱而感到困感。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两宋翰苑方面论述,还并不多见。对翰林学士承旨群体进行研究离不开翰林学士。武汉大学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一书,是目前所见到的、翰苑方面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著。该书在对两宋三百九十七位翰林学士作数量统计的前提下,进而作群体考究。此外,杨文对两宋翰林学士承旨统计四十一人,并对其改官去向作了一些分析。群体研究中,资料收集的全面与否,影响着计量分析的合理与否,从而也影响到论述的价值。在对两宋承旨作群体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两宋翰苑的人数进行了考证。其中增补翰林学士二十六人,纠正杨文误计四人,使学士人数总计四百一十九人。杨果对承旨的统计我做了进一步研究,增补十五人,承旨人数总计五十六人,在此基础上,使对两宋翰林学士承旨进行群体研究成为可能。此外,对一些史籍中关于承旨记载失实之处也做了考释。翰林学士承旨最早出现于唐宪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作为代皇帝起草诏命、参与机要的天子家臣,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央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其作群体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了解宋代官制。有宋一代,并不常置,职显位宠,多以学土中资历深厚者一人为之。学士院长的承旨,“独承密命”、“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在宋代封建专制君权加强的过程中,翰林学士承旨作为·1·皇帝最亲近的宫闹近臣,推波助澜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宋五十六位承旨群体的数量考据,动用计量法对其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其作为天子私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真实情况。从翰林学士承旨的出身看,同兴起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息息相关。特别是进士科出身,成为承旨选拔的一项重要标准。两宋进士出身的承旨占总数的89.3%,比重是相当大的。南宋以后,工于四六、有词科科考的进士多至翰苑、卿相,词科同进士科相结合增加了承旨选拔的难度。地域分布上看,承旨多集中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两浙、成都府、京跷路等几路。除此之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统治集团的用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承旨各地数量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翰林学士承旨的任期逐渐递减,在南宋不仅表现为任期的短暂上,也反映在承旨数量的变化上。尤其在中后期,一百多年中仅五人,这同南宋大量翰苑权直类官的任命有主要的关系。从任职承旨前后状况看,除一人外,承旨直接或间接地全由翰林学士而迁。从进土登第,至充任承旨,基本上都经由一些共同的媒介官。这一途径,概括而言:由修起居注而秉知浩,历外制而后内制,直至承旨、枢要。据文中统计,两宋翰林学士承旨改官后直接或间接上升宰执的,占总数量的67.9%,其中升任宰相十一人,“公卿之才并由此出”。可见,充位宰执,成为承旨改官的主流。翰林学士承旨与翰林学士作为翰林制度的主体,二者共处翰苑,与中书舍人分掌内、外制。在君相权争中,对中书舍人草词权削夺的翰林群体,尤其是翰林学士承旨,先于宰执参议谋划,成为君权强化的得力工具。翰苑制诏多用四六体,源于南朝齐、梁间的骄文,历隋唐至宋,经过欧阳修等人的革新,注人了散文的气势,以其精切、简约的风格,成为朝野定型的应用文体。“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绪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能否善工四六,成为人仕禁林的又一项选拨标准,而以文坛首领自居的翰林学士承旨多为四六高手。作为“儒者至尊”,对宋四六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宋代文学的繁荣。将翰林学士承旨归人翰林群体,从横纵向来考察翰苑权限的流变。就两宋来看,基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翰苑群体的权力和影响日益低落。南宋低资历权·2·直类官的大量任命,就是其权限低落的一个反映。再与其同时代的辽、夏、金相比,由于这些政权的民族性及其崇武的习俗,决定了翰苑的地位远不如宋代,成为闲置的文翰机关。纵向上看,自唐至清,随朝代的递换,时间的变迁,翰苑权限由大到小直至完全丧失。至清代军机处的设立,军机大臣掌书谕旨、参决机务,翰苑群体完全被排斥于政活生活之外。尽管本文对收集到的材料做了大量的分析、考证,但还是会有不少脱漏的材料,本文之所得数据、观点大体上比较接近实际情况,还有待于新材料的进一步考验、补充。……   
[关键词]: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苑;禁林
[文献类型]:硕士论文
[文献出处]: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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