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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与道德共识

宫瑜

  现代性的道德论证在以人的主体理性取代中古时期诉诸于外在神性的终极权威之后,又使人们陷入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矛盾与纷争中。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究其根源在于近代哲学以主体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的理性的基础规定,因此,必须完成从“个体的独白反思”到“主体间的话语交往”的范式转换,重新界定理性的概念内涵,并据此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予以合理地证明与重构。实际上,人之主体的内在本质就在于包容着整个交往与活动的主体间性,而生活世界是交互主体得以产生、交往活动得以进行的先在源泉与背景条件,普遍语用学及其提出的一系列有效性要求,则使人们有可能达成相互理解与一致共识。正是蕴含在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和相互理解凸显了理性的真正含义,即交往理性,它是交互主体进行理性论辩的根本依凭。话语实践的相关参与者只有在由规范有效性的逻辑秩序推演而来的普遍性原则所确立的对话程序中,才能得出普遍有效的客观规范。这种以普遍伦理诉求和解决多元冲突为基本旨趣的话语伦理学的理论构想,虽然遭到了各方的质疑与诘难,也可能存在一些困境与局限,但其无疑为探索和构建道德共识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意义的致思路向。……   
[关键词]:交往理性;道德证明;共识;话语伦理学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吉林大学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