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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行为与经济发展

吴练达

  本文旨在研究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理,并力求解决与此密切相关的子问题,诸如西方世界的兴起、民主宪政国家的出现以及李约瑟之谜等。 在本论文的导论部分,对写作的缘起、文献综述、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分析方法、创新之处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在第2章,我们通过详细梳理制度与经济发展文献,进一步明确了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而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模糊不清:对制度的理解模糊不清;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理模糊不清。因此,必须在重新理解制度的基础上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第3章,对制度的理解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梳理各制度经济学派关于制度的观点,我们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对制度进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脱离社会来理解制度,脱离宗教信仰等非理性因素来理解制度。因此,制度在众多研究者的心目中就只是规则、规范、信念和组织之类的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服务于一定社会秩序的规则系统。事实上,任何社会的制度都不是一堆松散规则的集合体,而是为解决“社会因何而建立和如何建立”这样的基本问题而建立的彼此有内在联系的规则系统。任何社会的制度都是在处理人与神关系基础上而形成的规则系统,宗教信仰不仅内化为制度的核心信念,而且左右着该社会制度演进方向。因此,制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离不开理性设计和自发演进的作用,但非理性因素(如宗教信仰)则是制度的母体,是造成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对于制度形成的机理之所以模糊不清,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脱离了社会和宗教信仰因素来研究制度,单纯从博弈论视角看制度的生成。在对制度的形成、结构、内核等因素进行了重新理解以后,我们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也进行了重新研究,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第4章,重新考察了制度与行为的关系。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既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选择财富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又无法解释自利的个体为什么会选择交换的手段与他人进行互动。原因在于,虽然人的自利倾向是随进化而来的本能,但人一旦群居形成社会,则人自利什么和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自利目标则是由该社会的制度的决定的。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就能够理解“经济人”何以会采用交换手段去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济人”之所以要采用交换手段获得财富最大化,是因为经济人生活在法治社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时代。法治限制了人们获取财富的手段,市场经济则表明该社会已经进入“金钱竞赛”时代——财富不仅能够给“经济人,,带来效用,而且是人生成功的标志。因此,“经济人”是与特定制度和特定场域有内在关联的概念。既然“经济人”不是与任何制度相匹配的概念,那么我们对于人的本性就必须重新设定。什么概念能够与制度匹配呢?“注目礼人”是一个可以与制度相匹配的概念。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固然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质享受,需要消费过程中的“效用”,但是,满足这样基本需要是一般人经过一定努力都能够实现的。可是,依然有许多人辛辛苦苦去挣自己一生也不能够消费完的“钱”,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更大的“权力”,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人希望用“钱”和“权力”之类的东西向自己的同胞证明自己如何成功,进而希望借此赢得同胞的“注目礼”。人固然可以根据“效用”来评价自己的行为,但“注目礼”却是别人给予的。因此,就制度与行为关系而言,制度并没有一味地抑制个体自利的天性,而是通过“注目礼”符号和相关手段的设立为自利人提供了可以自利的平台。当我们理解制度与行为之间这样的关系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许多无法理解的行为——富比王侯的清代盐商为什么鼓励自己的子女读书做官,中世纪基督徒商人在弥留之际为什么把大量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 在第5章,我们用制度——行为——经济发展的框架来阐释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理。根据该框架,基于“注目礼人”概念,我们既研究了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宏观机理,又对微观机制进行了探讨。所谓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宏观机理包括两个方面,制度决定经济活动在一个社会的地位和社会发展经济的意向性;制度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要素投入的质量和数量。就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微观机理而言,制度不但通过“注目礼符号”的设立决定个体从事经济活动的意向性,而且也决定个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获得财富。 在第6章,我们的研究就进入到“特殊性研究”阶段。所谓“特殊性研究”阶段,是指不再一般性地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结合一个社会的制度特征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我们设计了两个带有整体制度特征的理想型社会:关系型社会和规则型社会。我们设计两个理想型社会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制度体系间的比较不应该纠缠于枝节,而应该进行系统和整体的比较;第二,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分析以后,我们认为,当关系合约被新制度经济学改造为不完全合约以后,制度经济学已经踏上了“丢失制度”之路,因为制度本应具有的“质”已经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化约为“不完全信息”。因此,重新找回制度的“质”刻不容缓。正是基于上述观点,依照交易中的信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关系型社会和规则型社会,并以“相信人际关系”和“信奉规则”表示社会制度所具有的“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借助“资源错配”概念和“制度规模经济”概念,比较了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的经济绩效,得出如下结论:与规则型社会相比较而言,关系型社会无法充分发挥专业分工的效率。在关系型社会中,个体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建立人际信任关系,并极力追求内生于人际关系的获益机会,造成社会资源错配;在规则型社会中,制度的规模经济能够充分发挥,个体无需通过人际信任关系达成交易,可以将资源投入到分工岗位上和兴趣爱好中,专业化和分工因此得以发挥。在两种类型社会的经济绩效的比较的基础上,又对中西制度特征比较进行了比较,指出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分别是关系型社会和规则型社会的典型代表。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对“民主宪政国家”在西方社会的出现和“李约瑟之谜”进行了解释。在我们看来,所谓民主宪政国家的出现,原因不在于经济交易的发展需要中立政府,而在于规则型社会在其演进和发展过程中能够自然地产生“中立政府”在规则型社会里,无论制度如何变迁,但有一个基本信念始终没有改变——规则神圣,人人都应该遵守。古希腊的民主制和近现代的民主宪政国家都只不过是规则型社会的具体形态而已,或者说,民主宪政国家是规则型社会在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规则型社会和关系社会的经济发展难分出高下,原因在于市场范围的狭小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当市场范围狭小时,无论是关系型社会还是规则型社会,都不需要正式的合约来解决经济交易问题,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关系或曰非正式制度就足以保证经济交易的达成。此时,规则型社会的绩效优势还不能够充分发挥,甚至关系型社会的经济发展还可能因为刻意营造的“人际关系”而比规则型社会要好一些。一旦经济发展到需要中立政府时,没有规则神圣的信念的关系型社会则不能够产生中立型政府,而具有规则神圣信念的规则型社会则能够自然演进出中立型政府。当中立型政府出现以后,规则型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效率就立即显示出来,能够迅速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由于这样的经济增长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所以,对其不是称为“工业革命”就是称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可是,就中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所以它在市场范围还比较狭小的时候并不落后于西方;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到需要中立政府时,它又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政府。因此,曾经并不落后于西方的事实让人产生了迷惑,所以,就有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就有李约瑟的追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够产生“工业革命”? 在第7章,通过中西历史事实的比较,我们试图揭示奢侈性消费同天朝崩溃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关系。这一部分的研究是案例研究,是比特殊研究更具体的研究,因此,它属于实证研究之列,是对关系型社会和规则型社会研究的必要补充。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借助资源错配概念,系统考察了资源在清朝的配置状况,指出国家对社会的严格控制是“资源错配”的核心机制,权力系统内上对下的控制是“被错配”的资源的再分配机制,礼俗则是“被错配”的资源耗散机制。(2)西欧的奢侈性消费与中华帝国的奢侈性消费有本质的不同。西欧王公贵族的奢侈性消费主要是其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从社会进行横征暴敛的财物。中华帝国的奢侈性消费则是挤占和侵占普通民众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结果。造成中西两种不同性质的奢侈性消费原因则在于两个社会的制度存在根本的差异,即中华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而西欧则是典型的规则型社会。因此,这样两种奢侈性消费所引发的社会后果迥然不同:西欧的奢侈性消费催生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中华帝国的奢侈性消费则催生了“内卷式发展”和“工艺性的技术”——面向大众需求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工业革命则在二者之间溜走了。(3)基于1000-1500年之间的中西技术对比,笔者发现技术的创新与制度之间的隐秘关系。中世纪西欧的技术是实用技术,目标在于改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况。而此时,中国的技术发展则朝着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呈现出劳动替代资本的特征。西欧中世纪的技术旨在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原因在于,西欧的普通民众是生活在规则型社会中,制度保障着他们的权利(包括产权),因此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和与之相应的需求。中国技术的发展呈现劳动替代资本的特征,原因在于,权利不能够得到保障的民众长期生活在贫困线的边缘,只能够用勤劳弥补制度的缺失,用劳动替代资本。因此,对于西欧而言,以满足普通民众需求为目标的工业革命只不过是在“中世纪的实用技术”的轨迹上进一步向前滑行而已;对于中国而言,则是在劳动密集型方向上继续演进,不可能内生出规模化生产的工业革命——因为我们的制度已经将工业革命的大众需求基础彻底摧毁了 总之,本论文创新之处在于,在制度的理解上有所创新,并重新阐释了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理,并对“李约瑟之谜”和“民主宪政国家”的出现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就研究方法而论,本论文采用了理想类型方法;多学科交叉方法;案例研究方法。此外,因为论文具有一定的原创性,是一次学术探索,所以,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存在不足也是肯定的。……   
[关键词]:制度;行为;经济发展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东北财经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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