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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制度中的若干蒙古文化因素考察

宫海峰

  导论:关于蒙古“家产制”的史料解读 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是典型的草原游牧帝国。蒙古“家产制”起主导作用。以帝国的大汗(Qa an)为核心的“黄金家族”(Altan uruq)视帝国为他们的“共同财产”,大汗可以召集族内各枝代表,召开忽里台(Quriltai)大会,共同商讨和决定帝国的重大事务。遇有征伐,各枝分别带领部众听从大汗指挥,战争结束后由大汗公平分配战利品。各枝宗王对自己分地内事务有很大自主权,大汗不会过多干涉。随着灭金国和南宋,吸收汉法和采用中原传统的管理体制是必然的,蒙古的“家产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窝阔台时期起,及入元后忽必烈乃至后继者,采纳耶律楚材等人建议,逐步施行中原的中央集权制,推行“五户丝”制度。各枝宗王的利益受到很大影响,他们与皇帝及中央政府产生了矛盾。实际上是蒙古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集权制的矛盾。仁宗、英宗父子时期矛盾激化,朝廷将诸王等人委派分地的达鲁花赤降为副达鲁花赤,而由朝廷委派达鲁花赤,由于各枝宗王的极力反对,不得不撤销。后来发生的“南坡之变”惨剧,也是两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有元一代,蒙古传统的家产制与中央施行的集权制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停止,直至元顺帝逃到漠北也没能解决好。这一矛盾的存在是元朝保持“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第一章:“投下”研究 元朝文献中的“投下”指诸王、公主驸马、后妃等人及他们的小兀鲁思,有时也包括一些功臣。“诸投下”、“各投下”是对他们的统称。这些宗室及功臣有他们自己的分地及权益。一般有草原的分地、北方汉地的分地人户、江南户钞等。宗室还有狭义的“岁赐”。如“哈撒儿”家族可以称为一个“投下”。所谓的“投下地土”、“投下人户”、“投下官吏”、“投下达鲁花赤”都属于与中央政府相对立的概念,是属于各枝宗王的权益范畴。元代不存在“草原投下”、“中原投下”、“军队投下”等概念,各宗室的分地、汤沐邑、人户等不称为“投下”。元代也不存在“本投下”与“一般投下”的概念,“本投下”并无特殊含义,只是“此投下”、“该投下”之意,或者说就是“本部”之意。元代文献中“本”字的用法值得注意。 第二章:“奄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蒙元时期的“奄出”是指一部分特殊的人员和财产。有“奄出孛斡勒(体己奴隶)”、“奄出亦儿坚(体己百姓)”、“奄出克失客帖(体己护卫)”、“奄出忽必(体己分子)”、“奄出suhes(体己钱)”、“奄出本里(体己马)”。无论是体己人员还是体己财物,在当时的草原社会中,主人对其拥有权是受到尊重的,是排他的。“引者”是女子出嫁时的私属人口,他(她)们陪女子到男方之后,专门为该女子服务。受主人赏识之后也可成为“奄出”。蒙古的这一传统观念直至元中后期仍然发挥着作用。 第三章:元代驿站制度中的“脱脱禾孙”研究 “脱脱禾孙”为元朝驿站制度中负责稽查的职官,设于“郡邑之都会,道路之冲要”以“检使客、防奸非”,还负责向上级反映驿站管理中诸问题,监管渡口等,职责范围很广。“脱脱禾孙”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诸投下”的特权。“脱脱禾孙”、“札撒孙”、“字可孙”、“火里孙”分别为早期蒙古语 todqaγulsun 、 jasaγulsun 、 bukegulsun 、 qoriγulsun 的翻译,在译成汉语的时候省略了 γul、gul 音,“扎撒火孙”、“扎撒兀孙”等是约略了“I”音,《元史》中出现的人名“札撒温孙”是最接近 jasaγulsun 的译音。后来蒙古语发展变化,-sun、-sun脱落,变成了 todqaγul 、 jasayul 、 bukegul 、 qoriγul ,而汉语“~孙”的形式固定下来一直被沿用。《通制条格》、《至正条格》中出现的“孛可温bukegul 、 ‘火里温qoriyul 是对当时正在使用的蒙古语的直接对译,没有沿用已成定式的“孛可孙”、“火里孙”。 第四章:公文制度研究一以硬译公牍文献为中心 元朝公文制度非常特殊,不仅行移过程复杂,公文的形态也多种多样。不同地区又采用不同的文书形式。又设有蒙古翰林院负责译写一切文字及写蒙古圣旨。皇帝颁布圣旨,批示官僚的上奏文等时,还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衙门官员上奏皇帝时,所使用的多应为蒙古语。而向地方或下级部门转发时由必阁赤们译成汉语。而此种翻译往往保持蒙古语的语序而忽略汉语的表达习惯。“硬译公牍文体”是用北方汉人的俗语词汇硬套蒙古语语法形成的,所以充分考虑其蒙古因素来考察会有更好的效果。本章具体考察了“否定句式”、“动词的粘着化”、“亦里哈温”等问题。 结语 对全文的总结。……   
[关键词]:元代制度;蒙古因素;家产制;投下;脱脱禾孙;奄出;硬译公犊文体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南京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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