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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及其幕府的史学成就

李金华

  毕沅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僚,其治学范围非常广泛。为官时期延揽人才,广开幕府,进行学术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在许多学术领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学术研究已经展开,但对其在史学上的成就仍缺少系统全面的论述,对其史学著作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毕沅及其幕府的史学成就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搜罗材料的基础上,对毕沅及其幕府史学研究的社会背景、学术氛围、主要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揭示毕沅及其幕府史学在清代乾隆时期的特点,客观评价其地位和影响。 罗澍伟先生谈到毕沅的史学贡献时说:“毕沅的名字所以能和史学家联系起来,不仅是因为他非常推崇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主要还在于他外放外省以后,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主持编纂了一部《续资治通鉴》。……能把毕沅的名字和史学家联系起来的另一件事是,他曾倡修《史籍考》。”此言道出毕沅及其幕府最大的史学贡献,是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和史学目录著作《史籍考》的撰修。《续资治通鉴》在史料的收集,内容、义例的编排以及所体现的史学思想等方面都超越明清以来诸家续《资治通鉴》。毕沅幕府的另一部史学巨著《史籍考》,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周震荣向毕沅提出,纂修中经几番周折,存稿流离几十年,前后参与人数众多,虽然在咸丰六年(1856)付之一炬,但毕沅幕府的肇始之功不可殁。 一方之志乃一方之全史。毕沅宦迹所至,极为重视方志的修著。他在为官陕西、湖北时期,组织幕府联合官府编写了大量方志,尤以《西安府志》、《湖北通志》在内容、体例、规模上成就突出。此外,毕沅还亲自校订宋敏求《长安志》,重新校刻《三辅黄图》,为我们今天研究古长安的城市历史地理概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乾嘉时期,对于金石的搜访、考证成为学术的热门。在众多金石研究学者当中,毕沅即是卓有成就的一位,主要体现于其在为官陕西期间所著《关中金石记》,在为官河南期间所著《中州金石记》,在湖北做总督时期由其幕友严观所著《湖北金石诗》,巡抚山东时期与阮元合作之《山左金石志》。这些分地记载的金石著录,无论在收采的完备,考证的精详方面,都超越了以往。 清代是地理学发展的高峰,毕沅于地理之书,亦颇为究心,认为它有益于实学,有利于民生。因此十分注重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和历史地理沿革的考究。他不但利用典籍进行详实考证,而且注重实地考察,著书立说。《关中胜迹图志》虽名冠以“关中”二字,其实际记述范围扩及全陕,荟萃了陕西古今山名水道、名胜古迹。《山海经新校正》广泛征引经传子史、传注类书,并且加注亲身见闻,成为平生得意之作。毕沅还补正《晋书·地理志》,辑佚《晋书地道志》、《晋太康三年地志》。在毕沅学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经训堂丛书》中,这些地理类著作占一定的比重。 毕沅曾讲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余少居乡里,长历大都,凡遇通儒,皆征硕学。初识故元和惠征君栋,得悉其世业。继与今嘉定钱詹事大听、故休宁戴编修震交,过从绪论,辄以众文多诬,纠辨为先。既能审厥时讹,必当绍其绝诣。”由此可见毕沅自小就在经学考证方面受到良好的熏陶,因此,为官后能纠集幕府考订编纂了《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证书》、《释名疏证》、《夏小正考注》、《传经表》、《通经表》等一系列小学、经学著作。此外,毕沅对于《墨子》、《老子道德经》、《吕氏春秋》等诸子之学皆有独到的见解,并由其幕府协助,对这些诸子典籍进行了详细的考注、校订。以上这些都收在他的《经训堂丛书》中。 毕沅及其幕府不但在史学上创造出极高的成就,而且毕沅注重学以致用,对我国陕西名胜古迹的保护、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毕沅幕府史学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乾隆时期的史学结构、史学特点及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毕沅及其幕府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关键词]:毕沅;幕府;史学;方志;金石;地理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南开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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