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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捕捞限额制度研究

于会国

   在我国渔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渔业资源也出现了严重衰退,捕捞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影响到我国渔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尽管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渔业资源保护措施,但收效甚微。认识到我国捕捞业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和现行渔业管理机制的严重不足,于2000年10月31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渔业法》修正案,并于2004年进行了再次修订(以下简称新版《渔业法》)。新版《渔业法》在第二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本论文在国内外有关配额管理制度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公共管理与选择、制度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公共政策与制度分析、法学、社会学、管理决策分析等有关理论知识,在系统分析世界渔业管理方法演进趋势与逻辑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渔村、渔民以及渔业发展的具体状况,创造性地把渔船功率指标配置制度改革与捕捞限额制度实施结合起来,提出了我国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可选路径,可以为我国渔业管理部门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本论文从世界渔业管理的角度,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要素之一的交易成本对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共同管理四种渔业管理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且指出每种方法都涉及到具体的制度安排,具有各自的政策目标、侧重点、不同的交易成本等。他们也趋向于依靠不同的政策手段和制度安排,以达到实现其政策目标的目的。因此,每种方法可能出现不同的正面效果、负面效果和交易成本。渔业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是使这些管理方法本身固有的成本和收益、优势和劣势与特定渔业的具体情况相匹配。 本论文主要从渔业管理方法的经济效率属性出发,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具体分析了各种渔业管理方法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指出渔民将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形式,而这通过选择适当的产出水平以及降低投入成本才能实现。没有任何一种管理方法能够适合于所有渔业可能出现的情况,而渔业管理者的正确选择则主要取决于具体渔业的生物学、经济学和制度特性。 本论文主要以剩余产量模型中的Gordon-Schaefer模型为例推导了单鱼种模型和多鱼种模型中两种情形下捕捞限额总量的确定。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捕捞业兼捕性强的特点,把国际上兼捕渔业“团体配额”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捕捞限额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在设置主捕鱼种捕捞限额总量的同时,也把其与其它几个主要兼捕鱼种的捕捞限额总量合并在一起设置成为团体捕捞限额总量。 本论文从我国渔民与渔业管理的现实情况出发,把渔船功率指标配置制度改革与捕捞限额制度实施结合起来,把原来的渔船功率指标对船配置改成对人配置,实现渔船功率指标与捕捞许可证分离,从而实现公共渔业资源的股权化,实现渔民利益与公共资源的挂钩。在此基础上,建立渔船功率指标流转中心,建立流转平台和流转机制,从而解决目前渔船功率指标买卖成为捕捞许可证买卖的违法问题。同时,通过流转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建立渔民退出捕捞业的机制,真正实现我国渔业管理以“投入控制”为主过渡到“投入控制”与“产出控制”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特色的渔业管理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论文根据我国渔业监督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把渔船功率指标配置制度改革与捕捞限额制度实施结合起来,通过实施渔船功率指标配置制度改革,把渔船功率指标量化到生产主体渔民,不但可以发挥“双控”的作用,实现渔区社会公平,而且可以通过这种严格的渔船监控系统以弥补我国现在监督渔获物方面的严重不足,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这些要件创造出一些缓冲时间。这为我国捕捞限额制度的成功实施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关键词]:海洋捕捞业;渔业管理;捕捞限额制度;渔船功率指标配置制度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中国海洋大学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