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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理论在西方的历史演进

邓继好

   作为与实体正义相对的概念,程序正义业已为中国学者所熟知,这得益于上个世纪后期对程序正义的理论输入。然而,理论的移植并非能一蹴而就,最近二十年来我国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的司法改革便是明证。当我们在感慨地域人文差异给移植带来的困难之时,仍有一批学者对程序正义孜孜以求,思考未停。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大多停留在对国外学说的介绍层面。而这些介绍往往又是单个进行,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基于此,笔者选择程序正义理论的历史演进为题,旨在通过对程序正义从观念到理论发展过程的揭示,为人们系统地了解程序正义及其理论提供一个历史维度的视角。 正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章为程序正义观念的缘起与演变。文章重点考察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有关程序正义的观念,中世纪的欧陆诉讼程序中所体现的程序观念,以及正当程序在英美两国的演变。 通过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古罗马的立法等法律实践的考察,文章认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对正义的理论探讨基本是围绕实体正义展开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程序正义的观念,这些观念的产生可能就像当时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是出于自然理性(natura rerum)。而通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等人相关论述的理论考察,在他们有关正义的思想中,发掘出蕴藏着的程序正义的种子。柏拉图的秩序正义观,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正义的论述,被斯多葛学派系统化并由西塞罗弘扬的自然法思想,都成为程序正义的理论源头。而在实践中,自然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一个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应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也在古罗马后期得到确立。 到了中世纪,出于打击犯罪,巩固封建统治,欧洲大陆普遍采用了纠问式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并最终被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作了极致发挥。但就是在这样的诉讼程序中,仍然体现着人们对诉讼程序的一般观念,主要有:必须通过审判实施惩罚;裁判以证据为基础;审判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纠纷和冲突;法官依据理性和良心进行审判等。 而在中世纪的英国,古代的程序正义观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215年《大宪章》的制定使得程序正义有了法律表述,而正当程序思想经过科克等人的努力也获得了成文化和具体化。同时,在反对王权专制的斗争中,正当程序始终是英国人民强有力的武器,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到了近现代,正当程序实体方面的含义逐步演绎为现代英国的法治原则(rule of law),成为公民社会中限制国家权力的关键把手。而正当程序最初的程序性含义则被不断地具体化,与原先的自然正义相融合,化为一个个鲜活案例中实实在在的程序规则。这些程序规则反过来又强化人们的程序正义观念,并引发对程序正义的进一步思考。当然,在现代英国,人们更多地使用“程序正义”一词代替原先的“自然正义”。 美国的法律与英国一脉相承,有关程序正义的观念和相应的程序规则无不被其全盘承接。与正当程序在英国的发展相仿,美国也从原本纯粹只具有程序性含义的正当程序中发掘出了实质性的内容。这一“节外生枝”的创举足以和科克“移花接木”的手笔相媲美。而且,就其社会功能来说,美国实质性正当程序与程序性正当程序恰好与英国的法治原则与自然正义原则相对应。这究竟应归功于人为的发明呢,还是正当程序本身就带有这种潜质,人们只不过是予以发现而已呢,非常耐人寻味。 第二章为程序正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重点对近现代有关程序正义的代表性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述。 文章认为,对程序最早的理论关注当属边沁,他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了程序之于结果的意义,并将程序法与实体法作了明确划分。而与边沁处于同一时代的贝卡里亚在对旧有刑法制度进行的猛烈批判中,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程序法的思想,并提出了程序本位主义的价值观。这两者应当视为程序正义理论的先驱,而他们的论述也打开了程序正义理论研究的大门。 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出版,其中将程序正义作为与实体正义(分配正义)相对的概念予以阐释,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具体样态,并对各自的功能、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剖析,程序正义理论得以形成。此后,程序正义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程序正义理论本身不断得以丰富和扩展。 在对程序正义理论做历史叙述的同时,第三章中分专题介绍了程序价值论、程序公正论和对程序正义的法社会学研究。前两者是程序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而后者体现出了对程序正义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和丰富。 通过对庞德、波斯纳、德沃金、富勒、马肖、达夫和萨默斯等人程序价值论的阐述,我们发现,程序价值论经历了从外在价值论(结果本位的)到内在价值论(程序本位的),从一元价值论到综合价值论的发展过程。文章认为,作为程序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价值论从法学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法律程序的社会意义,为程序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寻找了逻辑基础。程序价值论所揭示出来的具体价值形态,一方面体现了法律程序所具有的潜在功效,为我们的程序设计提供了目标,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评价实在的法律程序提供了标准。 在程序公正论方面,文章重点考察了戈尔丁和贝勒斯的论述。文章认为,戈尔丁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对程序公正的标准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虽然他的梳理和论证显得过于简单甚至存在缺陷,但毕竟为我们判断一项实在的纠纷解决程序是否公平合理提供了重要的评价尺度。戈尔丁同时强调公正的诉讼程序对纠纷从心理上得到真正解决,而不仅仅是将案件结束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诉讼程序在真正解决纠纷的同时,还能够促进当事人对整个司法制度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构成了法律制度存在和发挥效用的基础。而贝勒斯对程序正义的论述涉及程序正义的内涵、标准、理论基础和适用范围等,是对英美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程序价值理论学说和观点的总结。他认为程序正义的真正价值基础在于对被裁判者人格尊严和道德主体地位的尊重,这进一步发展了萨默斯和马肖等人的学术,在理论上丰富了人们对法律程序之社会意义的认识。他所提出的程序公正标准,相对于戈尔丁来说,也更为具体和可行,有些就可以直接作为程序规则来适用。 在对程序正义的法社会学研究部分,主要选择了林德与泰勒等人的心理学研究和哈贝马斯社会学的交往行为理论。心理学研究不仅丰富了程序正义的研究方法,而其所得结论也颇具启发性。例如,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结果对于人们评价程序是否公正是有着直接影响的,这就推翻了程序本位主义要求只从程序本身来看待程序公正的主张,为程序工具主义者的观点提供了强力支撑。这个结果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实质上它为综合价值理论寻找到了合理基础,进一步促进了程序内在价值论与外在价值论的融合。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或者商谈理论虽然主要不是关于程序的,他对程序问题的分析,只不过是为了论证自己的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哈贝马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程序问题进行阐释,无疑拓宽了对程序正义研究的路径。他认为程序具有一种“正义界定”功能的观点,对学界也是颇具启迪意义。 第三章对程序正义理论下的英美司法变革进行了考察。通过对英美两国20世纪后期司法变革的考察,我们发现,两国在正当程序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而调整的主旋律则是回缩。在刑事司法方面,出于打击犯罪之目的,对当事人享有的并为正当程序所强调的程序性权利进行了限制;在民事司法方面,出于提高司法效率,则简化诉讼程序并弱化对程序规则的严格遵循。文章认为,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变革的价值取向与程序正义理论的主张似乎相左,但实际上却正是对程序正义理论的践行和印证。 第四章为程序正义的国际化,主要考察了《欧洲人权公约》等区域性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公约中对程序正义的体现。 文章认为,在二战之后,这些国际法律文件对程序正义的规定,本身就说明了程序正义的普遍性和共通性,程序正义理论所揭示出的程序价值以及程序公正标准也得到国际社会比较一致的认同。这些国际法律文件中所设定的是适用于各大法系国家、各种诉讼模式的最基本、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标准,使得各缔约国的遵守义务具有道德上的不可抗拒、不可推卸。而随着这些国际法律文件内容在各国的逐步施行,程序正义理论所强调的程序价值和程序公正标准正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延伸。 最后一部分为结语,主要分析了程序正义理论的发展趋势。 文章认为,程序正义理论正处于适用领域不断拓展,国际化不断深入,而其本身仍在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   
[关键词]:程序正义;理论;历史演进
[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