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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荣耀的群体
      年代划分法的诞生,有时像是一个时代的笑话,有时又给人一种悲凉与沧桑感——从中能闻出不少历史的“余香”。从“70年代作家”开始,人们也早已适应了这种看似简单的分类法。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是3个谁也瞧不起谁的年代。
        
      生逢60年代
        60年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有着最切肤体验的一代人。他们不像70年代甚或80年代人经常喧嚷在媒体或一切可以发出声音的地方。但60年代却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真正的中坚力量,他们承载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在激荡变幻的岁月里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更加真实、理智和成熟。这是他们的代表:余华、苏童、迟子建、徐坤、毕飞宇、朱文、邱华栋、陈染、祁智、刁斗、关仁山、东西、叶弥、述平、刘继明、李洱、鲁羊、赵琪、陈怀国。
        60年代作家的作品已经为人们所知,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也是“60年代”。史玉柱、崔健、段永平、杨澜、米丘、李阳、张广天、王长田、张朝阳、王志东、邓良平、潘石屹……。这些60年代出生的名人在生活中是什么样?于是有了这本《生于六十年代》(陈红云、王延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该书是《赢周刊》人物访谈栏目“生于六十年代”的结集。巧合的是《赢周刊》是一张由一群生于60年代的人创办的报纸。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生于六十年代》便有着寻找60年代人真实故事的含义,在这本书中,60年代的部分面具得以摘下,从这些尊贵的面孔里,人们难能可贵地看到某些时代的影子。
        60年代人活得自我、自尊但实在不自由,他们所反对的其实也是自己崇拜的,他们追求的其实也是自己憎恨的,他们贵族式地思想却又不得不平民般地生活。这一切令60年代人开放而封闭,大度而又尖刻。
        60年代注定只是一个时间通道式的群体,用过分褒扬的字眼来描述实在是不得体。为什么这样说呢?《生于六十年代》其实很巧妙地给出了一些答案。在这本对话体的书中,60年代的所谓代表人物白描般地展露,但出现得足够多的是“边缘”,是“独木”,是“微微低头”,是“第三只眼”,一种非主流、非自由的气息扑面而来。
        对60年代的探究终归是一种社会需要的视角。在面具摘下之后,我们终于发现,60年代生人,有着不实际的想法及视钱财不似钱财般的冷漠心态。这种时时碰到的心不在蔫有时让人误会他们的虚假,不信,你会从许许多多的《生于六十年代》的主人公电影道白式的回答中看到他们的生意习惯——谈钱少而谈道义及责任多。
        对话体也透着过人的灵气,不下结论,只是挖掘,一问一答之间,萦绕着的尽是60年代的语气与呼吸,高手论剑一般,君子动口不动手地摘下60年代的面具。
        有人说60年代的人会比较懂得珍惜,懂得感恩。50年代人到70年代人中间的一个阶段,恰恰60年代的人是个很好的桥梁去承载这两代人之间差了很多的价值观。他们兼具50年代人价值观的一些判断,又比较理解七八十年代随着整个年代变迁所赋予他们的新价值观。
        明年1月首批推出的3本《广场文库》丛书是一套开放式连续出版的长篇小说丛书,首批作品推出刘建东的《全家福》、七格的《苹果核里的桃先生》和宋潇凌的《个别女人》。这3本书的作者年龄都在40岁以下,其中刘建东被称为“都市奇迹”的书写者,《全家福》被国内众多评论家认为是2002年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七格是上海某网站的网管,擅长于以绚烂的想像力创造一个狂欢化的世界;《苹果核里的桃先生》的出现使中国小说继王小波之后再次面临完全异质的艺术思维的冲击。
        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胡廷武介绍,《广场文库》丛书将由当前在青年作家中有广泛影响的李敬泽担任主编,将不断推出新生力量,鲜明地标举文学理想,张扬狂欢、奇异、奔放、迅捷、富于冲击力的小说精神,真正拓展中国文学的理想空间。
        
      我们是70年代
        70年代的人确实有一种介乎于年轻和不年轻之间的难堪。年轻的一代批评他们不够新潮,年老的一代又说他们不够保守。
        心浮气躁可以说是70年代生人的表征之一。“70年代作家群”是目前中国文坛最年轻的作家群,他们先是以相对极端的写作姿态和言说激情令文坛瞠目惊愕,继而在期刊的大面积推举和抢滩式的精心包装下迅速地占据前沿,如今的情势证明:“70年代人”已在文坛取得了重要的席位,他们活跃着,并将有更多的同伴和更有实力和光彩的作品登堂入室。丁天、周洁茹、金仁顺、戴来、陈家桥、赵波、朱文颖、魏微、李修文……这是70年代作家的代表。
        与60年代相对正面的形象相比,对70年代作家的评论众说纷纭。评论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性、摇滚音乐、酒吧、毒品和其他一些现代生活的符号成了非常突出的象征。一种意见认为,“70年代人”的写作风格各异,但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对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敏感和语言上的鲜活冲击力是明显的,他们对这一创作群基本上持肯定和期望的态度;另一种意见相反,认为这一群作家生活根底浅,只能无病呻吟抑或张扬尖叫,几乎是一种“激素催生的写作”,无价值和前途可言。
        的确,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本身存在着如下的特点:
        一、女作者居多,而且报刊喜欢在发表作品或评论时加上他们的照片和简介。
        二、他们存在着生活积累的先天不足,只能倚靠自身的成长经验和阅读资源人微言轻写作的背景性因素,但其成长与阅读本身往往构成这一代的优势,是他们得以“陌生化”的源泉,因此在读者所期待的已成定势的宏大叙事视野里,他们是一些“另类”。
        三、他们整体上展示了崭新的创作观和人生观,在他们眼中,“不是死亡,只是破灭”式的命运感受已成为对生命极端的哲学性认识,他们忠实于“终极短路”现象产生的现实背景,并力图发出各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或欣快伤痛的声音。
        四、一部分人已经丧失当初的活力,写作的兴趣有所转移,但其中的大部分仍然活跃于文坛,作品个人风格或成熟或变化,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人有与影坛歌坛枪手人物一比高低的明星企望,但不容怀疑的事实是,现今“70年代人”已拥有多种写作路数,他们的都市化写作仍然占优势而对底层(包括乡村)生活的叙写也已有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新近的势态表明,作者群落的上海、江苏、北京格局正在打破,山东、湖北、吉林等地的新作家的不凡实力正使“70年代人”走向多样,他们一起高涨的写作激情,将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给人们“刮目相看”的机会。比如现代出版社推出的“修正文库·叙述中国系列”,包括《一直向东走》、《一直向西走》、《一直向北走》、《一直向南走》。4位作者都是生于70年代,他们或写城市或写乡村,展现其中的苦难、幸福、挣扎和死亡,由此折射出来一个民族的沧桑。
        2002年5月,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一九七几”的文丛。该文丛包括4本文集:谢有顺《话语的德性》、卢周来《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程亚文《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黄钟《游手好闲地思想》,涵盖了文学、经济、政治、思想4个领域。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70年代出生但近年在学术界很活跃的人物。此套丛书的策划者称,策划这套丛书,与近年来传统及网络媒体讨论“70年代生人”有关。在上代人眼中,因为70年代人在他们的青春期时正赶上80年代兴起的消费文化,因此,70年代人总体上是追求自我个性张扬的一代人,也是没有历史与时间,只有当下的一代。传统及网络媒体在对70年代人中的写作者进行包装时,也有意识往此方面引导。于是,一说到70年代的写作者,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只有美女作家与“大话”作家,而很少关注到70年代写作者中还同时潜存着一批思想与学术型写作者。恰恰正是这群与流行很少沾边、在各自领域默默地思考与写作的思想与学术型学者,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关注着仍旧步履艰难的中国与中国底层百姓的命运,以自己的良知与智慧,坚守着阵地。推出这套丛书,就是想以整体的姿态,为这群学者最终得以浮出水面创造条件;同时也使人们能对70年代一代人有更全面的认识;还想使70年代一代人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有更全面的认识。
        《城市画报》10月份推出“我们生于70年代”特刊。副主编李晖介绍说,今年10月,正逢《城市画报》改版3周年,由于他们定位于城市年轻人看的杂志,读者群的年龄在刚好是70年代生人,所以他们想到做一期70年代的专题。整个杂志全都是关于这样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采访70个生于70年代的城市人,每个人会有一张照片,绝大部分是有城市背景和工作环境,有简介,每个人问了6个问题。一是你想要什么?二是你相信爱情吗,为什么?三是你快乐吗,为什么?四是用几个词说说70年代出生人的特点?五是说说你的金钱观?六是你想过死亡吗,你希望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死去。李晖说:“70年代概念不是从我们这时开始做的,之前就有文学上的‘70年代作家’,我们做方案时,同行在问,为什么现在才做?我们说,我们做不是想为这个年代人做概念性炒作,我们只是想详细展现70年代人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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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评60年代和70年代
        60年代人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水果是奢侈品,没有进过幼儿园,童年时代没有受过多少文艺熏陶。对文革的记忆大部分停留在脑皮表层,并没有深入灵魂和思想的深处,但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公无私”、“革命”、“大词”的怀疑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一起到来。
        这些人经历了一些以下事件:
        伤痕文学的兴起,但很短暂;
        朦胧诗运动,在那时诗人是时代宠儿,就像军人是战争时代的宠儿一样;
        政治、哲学、文学书籍杂志的畅销;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时代的标语,科学家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校园选举运动;
        摇滚乐的兴起,崔健成为青年人的代言人;
        金钱成为另外一种价值标准;
        92年的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确立不可逆转的地位;
        理想主义幻灭,犬儒主义盛行。
                        ——《生于六十年代》作者王延礴
        生于70年代的是最后一拨这样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
        是最后一拨男女生明明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三八线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小时候写作文时,言必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改革的春风……”之类的人;
        是最后一拨学校开会一冷场有事没事就开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识过BA-SIC语言的人;
        是最后一拨有过小时候要到别人家看电视,死活赖着不肯回家,被爸妈打的经验的人;
        是最后一拨过“六一节”还必须找齐了白衬衫、蓝长裤的人;
        是最后一拨和泥巴、过家家、弹弹子、拍画片,背着军用水壶,揣着茶叶蛋春游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小学劳动课上还去打扫厕所、捉苍蝇老鼠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倒背如流,但始终也没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四有新人”的人;
        是最后一拨告诉自己,要有理想有信念,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走在路上看见方格子地砖想着跳房子,跳橡皮筋的时候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每个月存5元指望小学毕业去看天安门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全了山口百慧的《血疑》系列,天天查看自己手臂上有无红点、担心自己也得白血病的人;
        是最后一拨有幸目睹过香港无线的诸多武侠剧的人。看《射雕》英雄传里的翁美玲让我们把早逝的她奉若神明,《绝代双骄》又让我们成了梁朝伟的终身影迷。那个时期的金剧和古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F年代的划分 对推出这代人有好处$E
      据我所知,60年代的划分在1997年-1998年左右,原来我们有一个新的词,叫“晚生代”和“新状态”,是《文艺争鸣》和《当代作家评论》上提出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现代经典丛书”,其中我编《新表象小说选》,张颐武编《新状态小说选》。1995年我编“晚生代小说小说”(华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影响较大,推出的一批作家现都已成名,如何顿、王述平、东西、毕飞宇、朱文等。1997年出现了“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论述。我印象中,60年代概念是《青年文学》李师东和《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宗仁发提出的。1998年左右,出现“70年代”作家的论述,与推出女作家有关。当时找不到新的描述方式,简单标榜女性主义不恰当,干脆以代划分。这是基于对文坛求新变异的追求。文学变化需要一种说法,需要理论的论述。
        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我们对新的年轻人的论述不具有权威性,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我认为我们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处于消费社会的城市化、信息爆炸的时代,年轻人接触社会在知识上信息上有优势,突然间年纪大的人没有了优势。根据现实的表现,文化的划分在当代中国出现这样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精英的时代,那时是改革开放,观念解放就可以叱咤风云;90年代是知识精英,你是学院派,你懂外语,了解经济文化理论,掌握新的知识,你就了不起;到了21世纪,出现了趣味精英,BOBO族,他觉得他时尚,用CD香水,穿名牌,或休闲服,开切诺基,他有品味(TASTES),他就可以蔑视一切。
        60年代、70年代,相当一部分有时尚前卫的特征,有些人的名字不能提,另外像周洁茹,戴来、魏薇、安妮宝贝;男作家中李师江、狗子等,他们是BOBO族,男的波西米亚,女的布尔乔亚,更多表达个性,这种趣味来自强烈的后个人主义的特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这种诉求和特征更强烈。60年代出生和70年代出生的作家区别非常大,60年代更接近传统意义的小说,这些作家在艺术上更多的走向成熟,他们和先锋派的区别,慢慢随着历史的发展区别越来越小。比如荆歌的《爱你有多深》,艾伟的《爱人同志》、毕飞宇一系列小说《玉米》、《玉秀》,吴玄的《西地》,《发廊》等,还有东西、鬼子、熊正良,他们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对深度,人物性格,语言张力处理得非常好。在他们的表达中,后现代的东西,反而变得委婉,起局部的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关于年代划分,在理论上是相对的,并不充分。70年代的划分不是那么完整。我试图用“新新浪漫主义”,也不恰当,还要继续寻找完全概括的定义。我倾向于用“时尚前卫”概括。年轻人也是分为不同群落的,有时尚的,有叛逆的,也有更具有边缘人特点的。当代文学有多元化的状况,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诉求和美学追求。
        群体的划分对于图书界来说,有利有弊。我们很难在一个恰当的有一点历史持续性的美学标准下理解文学。另一方面,本身说明图书市场对文学的理解比较浮浅,图书市场近年来有些浮躁,急功近利,总想拿到现成的东西。包括电影界也这样,1988年时,我曾经向电影界推出苏童这一批先锋派作家,他们嗤之以鼻.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这批人的意义。我编“晚生代”的丛书,那批作家后来也都进入电影导演的视野。如果没有对文学对艺术的理解,不能认定一个作家并持续做下去,不但出版界失去了好的培养对象和目标,作家本身也失去了一个挑战自我的能力。相反,国外出版社一旦认定某作家,会在10年、20年内不断地培养扶持他。
        从当代文化发展看,把60年代、70年代概括起来做,对推出这一代人有很大帮助和积极的意义,将使文化富有活力,对这代人的发展和走向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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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0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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