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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作为哲学家而死去的胡塞尔
      “我不想教诲,只想引导,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我将尽我的知识和良心首先面对我自己但同样也面对大家来讲话。当一个人赤诚地为哲学生存的命运而献身时,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
        胡塞尔的晚年并非是他生命的黄昏,特别是就他持久的创作力和脑力的清醒度与旺盛劲来讲更是如此。他临死前的智力状态仍如早期,一点没有衰竭,这也可说是奇迹中的奇迹。衰竭的似乎只是他的肉体,而不是他的精神,不是他的思维和意识,不是他非凡的智力。特别是在76岁时,即1935年,是他晚年智力活动的又一高峰。这时正是他去维也纳发表《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的著名演讲的时候。但是肉体的衰竭,的确在晚年也影响着胡塞尔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视力的衰竭,使他的阅读量大量减少,以致连以现象学名义发表的重要文章和出版物也不能读完,这使得他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现象学的整个发展也不能完整准确的了解。以至于他难以和他人对话,难以对他人的现象学研究做出这门新哲学的奠基者权威的评论。这一切使他感到处于一种悲凉的孤寂的处境中。
        1934年,在致布拉格国际哲学会议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孤寂。这种孤寂首先是他的新哲学缺乏响应者和忠实的信徒,因为一种决心要使本身成为科学的哲学,并且像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坚决鼓励协作和进步事业的哲学差不多从一开始尝试时就失败了。实际上,这个新哲学运动的奠基者在其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现自己几乎是处于悲剧性的孤立之中,他以一种苦涩的幽默把这种孤立比作唯我主义者的孤立,最后企图把它说成是一种必然和美德。
        从孤立到孤寂,这也是必然的吗?胡塞尔晚年学术思想上的孤立也只是在当时的德国,也只是不如昔日那么门庭若市,没有人与他共同探讨。欧根·芬克至死都是胡塞尔的助手,他是胡塞尔晚年惟一的思想对话者。胡塞尔只有通过芬克一个人来冲破他个人思想的封闭圈子。在这种情况下,芬克扮演着辩论的对手。这也如同陪练球员测世界冠军一样不会是一种真正的较量,而只能试图激发一下冠军的能力与技艺。在胡塞尔与芬克的这种“共同探讨哲学”的尝试中,胡塞尔最适当的合作者最后也总只能是他自己。因此胡塞尔所感到的学术思想上的孤立,使他的思想根本上是一种独白。这并非只是晚年如此,即使过去在面对一群知己朋友时也是如此。不过,过去他并不像晚年这么孤寂。晚年与他来往密切的人也只有少数的几个。修女A·耶格施密特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她回忆说:“当时胡塞尔是非常孤独的。因为纳粹使得他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小,科学界也开始疏远他。当我去祝贺他78岁生日时,只有他一个人在。”晚年的胡塞尔不只是孤寂,还有一种凄凉、一种凄惨、一种不幸。这一切是谁给予的?是纳粹?还是自己的性格?
        在胡塞尔一大群学生中,波兰哲学家茵加登算是一个终生都与他保持了亲密关系的。虽然茵加登也批评过胡塞尔的超验唯心主义,胡塞尔也一再批评过茵加登的“本体主义”,即茵加登认为对问题进行超验探讨前必须对所涉及的问题做出彻底的本体论阐明。茵加登对现象学美学做出了重要创见。尽管在学术观点上也有分歧,但他们之间不像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那样最终在私人关系上留下的是永恒的鸿沟。其中之区别在哪也许还有待了解。茵加登一直和胡塞尔之间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尽管他不是胡塞尔家里的常客,但也常来看望。胡塞尔一直把茵加登看作是“我最亲近和忠实的老学生”。茵加登1912年到1918年就在哥廷根和弗赖堡跟随胡塞尔学习,得到博士学位后回国。1924年当大学教师,1945年战争结束后当上波兰科学院院士。胡塞尔与茵加登的长久友谊,也可算作是胡塞尔晚年孤寂生涯的慰籍。
        孤寂,对胡塞尔这样的“纯思者”来说,并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事。纯思者以纯思为伴。任何专注于纯粹学术的人都免不了要孤寂。孤寂不会成为他们生活中难以忍受的事件,他们也不会像常人那样想方设法去消除孤寂。海德格尔用“共在”来描述这样一种不能忍受的孤寂状态。常人总要投入到与他人的共处中才能找到自身的安宁,这是人的沉沦。虽然孤寂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但他有“纯思”为伴,孤寂又算得了什么呢?
        沮丧和孤寂都没有影响胡塞尔思想的发展。胡塞尔思想发展与变化的道路完全可以不考虑他的生活道路。他的思想完全源自他思想的内在性,与外在性没有关联。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上台这些事件给他的生活增添一些悲剧色彩,他的经历就应当被说成是德国学者和德国大学教授的典型经历。他哲学发展中的决定性转变却是相当独立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因此晚年的他在布拉格和维也纳演讲中所谈到的对欧洲危机的拯救所体现的忧患意识,研究主题转向人类历史、政治有关的“实践现象学”哲学也并非是对“当时”现实开的处方,而是出于他一生贯彻的纯粹学术立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至死也没有改变这一立场。
        1937年8月胡塞尔因胸膜炎病倒,也有说是患了支气管炎,一直到1938年4月8日79岁生日来临仍未见好转。生日过后没有几天,4月27日,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最有创见的哲学家和纯思者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什么处置财产的遗书。他只以微弱的声音说:“我一直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活,现在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死去。”
        这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为自己的生与死赋予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与意义。他表明了自己一生是在为哲学事业的建设中度过的。除了哲学,他似乎没有别的生活。这句话,也体现了相当的平静。他陈述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对一个人近80年生命历程的总结;这个总结虽然并未包括他的功和过,但却包含着一个隐含的价值:哲学家对于人类精神历史的价值。不管这个哲学家说过多少已被人们忘记的话,但只要他还被人称为哲学家,就必然地会被那些懂得哲学的价值的人放在内心中一个被敬重的位置上,也自然会有人去想,这个人何以能称为哲学家,他说过什么话?写过什么著作?临终前的胡塞尔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是如何想的?在回忆自己一生时为何沮丧,而且是相当的沮丧?
        胡塞尔说这样一句话,并非是向世人宣布他已成为一个哲学家,而且一直是一个哲学家,并非纠正他曾说过的他是一个哲学的初学者;而是要表达他内心的那份安宁,他一生所做的事是最适合他做的。从热爱上哲学立志献身哲学起,他尽了自己的力气,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他没有为这一选择而后悔。
        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活,其滋味是每个哲学家都会尝到的,但感觉也未必会是一样。海德格尔——他的这位被他称为“一个对立面之一”的哲学家说:“作一个哲学家,生活是十分艰难的——哲学家必须面对自己内在的真诚,而且要教别人以真诚——这种生活要求奉献、牺牲和奋斗。这是一般的科学工匠们所不能体会的。”
        这可看作海德格尔的自言自语。但这番话如果写进胡塞尔追悼会的悼词中一定是最恰当不过的。不过当时并没有开什么追悼会,只举行了一个火化仪式,海德格尔既未去参加这个仪式,也未对胡塞尔的逝世做出表示。就连弗赖堡大学哲学系也只来了一个人,而且是以私人身份参加的。这并不表明胡塞尔是一个不值得尊敬与爱戴的人,并不表明他的死不让人伤心,而是纳粹种族主义偏见所造成的恐怖阴影阻挡人们前往悼念。
        一直作为哲学家而生活的胡塞尔是可以无愧地作为哲学家死去了。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死去的胡塞尔不会像苏格拉底那样死得悲壮惨烈而又潇洒快乐。但他们都是从容地死去的。他们还会作为一哲学家从容地再来吗?假若真有“轮回”,假若胡塞尔并不像苏格拉底那样能了知死亡后的去向,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听到一种被他称为“神秘的声音”的召唤,那么胡塞尔是否还会再来?假若他还会来,假若他并未到达上帝所在的大国,那么这个世界上那些热爱上哲学的人一定会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一定会希望他再来指点迷津!
        作为一个“纯思者”的胡塞尔的肉体是消失了,但这位“纯思者”之“纯思”却永远留存下来了。如果把胡塞尔生前所有的文字看作是他的“纯思”之显现,那么这一显现的“纯思”在今天已再次显现出来,他的全集从本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出版,还有他45000页速记手稿,以及演讲稿、书信都已完整地保存下来,存放在比利时卢汉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中。
        人是在偶然性中度过一生的。胡塞尔也不例外。站在一个世俗的无神论立场来说,那个作为“纯思者”和哲学家的胡塞尔是偶然来到人世的;如果他的“纯思”是无法归入偶然与必然这样一个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中的话,由于他的“纯思”的独特意义和由他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一场“现象学运动”,这“纯思”之永存于世便一定会是必然的了。永存的是未死的,也是不死的。作为哲学家是有死的,而哲学家的哲学和精神则是不死的,也是无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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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0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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