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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走向现代、现实和浪漫的三结合
      日前,整理书简,翻出一封袁可嘉先生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上说:“今年5月下旬发现心脏出了问题,曾在哥大医院住院治疗,主要是心肌主动脉局部堵塞,做了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但岁月不饶人,毕竟是垂垂老矣。”信是今年7月4日写的,那是对我去信问候的回复。信中还附了电子邮件的地址。后来,我们就通过上网通信了。通过上网通信,虽然快捷,但是比起手写的亲笔信,似乎总少了几分亲切感。比如现在,我手捧着袁可嘉先生的亲笔信,就感到分外亲切,似乎感到信纸上还留有先生的手泽指温。读着信,先生那谢顶鬓丝的慈祥面容又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回忆起将近两年前,我访问袁可嘉先生的情景。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袁可嘉先生的家。它坐落在建国门外的社科院宿舍区,在大楼底层。因为建筑年代久远,所以房子显得很陈旧。开门的是袁可嘉先生的女儿袁晓敏女士。袁可嘉先生随即迎了出来。我们来到客厅,说是客厅,实际上相当简陋,没有像样的家具和陈设,一切都显示出临时性的特点。虽然如此,这套房子却是袁可嘉先生一家从美国回北京时的唯一居所。
        袁可嘉先生常年居住在美国。这次他是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的,原是为参加他老师卞之琳先生的九秩诞辰的庆祝活动的,不料,却赶上了卞之琳先生的葬礼。袁可嘉先生是2000年12月2日晚上8点飞抵北京的,而卞之琳先生却在当天早上8点就溘然长逝了!仅仅相差12小时,师生睽隔幽明,失之交臂,不能见最后一面,袁可嘉先生五内俱焚,扼腕顿足,仰天长叹!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文学界、翻译界一直被传为佳话。
        我首先向袁可嘉先生问候。我听说先生前些日子因为一回到北京,时差尚未倒过来,就参加老师卞之琳先生的丧事,过于悲痛,又应多家报刊之约,赶写悼念文章,过于疲劳,身体有些不适;他毕竟也是八旬老翁了!我关切地问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已经恢复过来了。于是,我请他就现代主义的话题谈谈看法。
        “说到我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还得从1941年秋,我进西南联大后说起。”袁可嘉先生开始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中。
        先生说,刚进西南联大时,不知现代主义为何物,当时只知道浪漫主义,与大多数热爱文学的青年一样,开始都向往、崇尚浪漫主义。但是面对国事日非,国难当头,人民饱受苦难的残酷的现实,凡是稍有良知、稍有爱国爱民之心的文学青年,都不会脱离现实,侈谈浪漫主义。他说:“我在踏入西南联大的校门之前,已经体验到国家的岌岌可危和人民的重重苦难,引发我激昂的爱国热情和保家卫国的意志。”可是,袁可嘉没有走当时影响很大的“七月派”所奉行的现实主义道路,而接受了现代主义。这是因为他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可以结合的看法有了自己的定见。
        袁可嘉先生说,在现代主义诗歌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当推冯至和卞之琳。
        当时,冯至先生给袁可嘉先生的印象是一位蔼然稳重的学者。袁先生听冯至讲授歌德、里尔克等诗人作品,觉得“大开眼界”。1942年,他读到冯至的《十四行集》,感到极大的振奋。他说:“好似目睹一颗彗星突现,照亮了新诗质变的天空。他用日常素材,以朴素含蓄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旷远的意境。这在新诗中是罕见的,是40年代现代主义诗的一座高峰。我开始认识诗不止是激情的产物,而是生活体验的提升结晶。沉思和理性、观察和体悟在诗中有特殊作用。”他以前只读抗战诗,只读艾青、田间等人的诗,现在读了冯至的诗,觉得更有浓郁的诗味。于是,他从单纯的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说到卞之琳先生,袁可嘉先生对这位刚刚去世的老师更是充满崇敬爱戴之情。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卞之琳先生对我的引导启发,比较起来,方面更广,程度更深。”他还提到他初次见到卞之琳先生时的一件趣事:1941年,他初次见到卞之琳先生,竟恭敬地称:“卡先生!”卞之琳先生纠正道:“我姓卞,不姓卡。”他当时感到很窘,很不好意思。当他读到卞之琳先生的《十年诗草》时,真是爱不释手,“深觉现代敏感和古典风范的融合已到了精纯的高度,尤其其中的《慰劳信集》为我国多年来沉滞不前的政治社会抒情诗闯出了一条新路。”袁可嘉先生认为卞之琳先生在新诗现代化运动中融欧化古、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都证明他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有独特重大贡献的领路人和大师之一。他说卞先生的诗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1946年他所写的一些诗里,如《沉钟》、《空》等篇,从情调、辞藻到意象都可看到卞诗的烙印,甚至有人说“几可乱真”。现在想来,他觉得那时倒并非刻意模仿,而是因为当年他的青春失落感(爱情幻灭,写作无门),与卞先生早年诗作所表现的情感、心绪颇为相近,而那时他正耽读卞先生的诗作,深受熏陶,潜意识中就浮现一些感伤情调和空灵形象。
        除了受冯至和卞之琳两位老师的影响外,袁可嘉先生还受到他的同学“联大三星”的影响。这“联大三星”指的就是穆旦、杜运燮和郑敏。称他们“三星”,是指现代主义的三位诗人。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最后他们走到一起,都成为“九叶派”的成员。
        与“九叶派”其他成员一样,袁可嘉先生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艾略特、庞德、叶芝、奥登、里尔克、瓦雷里。他觉得他们的诗艺有助于克服中国新诗中概念化、教条化的流弊。例如,他在一些诗中,运用了讽刺手法,意识跳动较快,运用远取譬,追求比喻、意象的新奇陌生。这显然受到奥登、叶芝的影响。如《冬夜》:“谣言从四面八方赶来,/像乡下大姑娘进城赶庙会,/大红大绿披一身色彩,/招招摇摇也不问你爱不爱”;“身边天边确都无以安慰,/这阵子人见面都叹见鬼;/阿狗阿猫都像临危者抓空气,/东一把,西一把,却越抓越稀。//这儿争时间无异争空间,/聪明人却都不爱走直线;/东西两座圆城门伏地如括弧,/刮尽无耻,荒唐与欺骗”。诗人用讽刺嘲弄的笔触,用新奇的比喻,写出了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时,城中人心慌乱,不知所措又无可奈何的惶遽心态。其中把谣言比作“乡下大姑娘”,把两座圆城门比作“括弧”,并由此“刮尽无耻、荒唐与欺骗”,可谓神来之笔!袁可嘉先生说,这首《冬夜》是他第一首现代主义的诗。他感到奥登的机智和讽刺、里尔克的沉思冥想是他借鉴的好榜样。如在《上海》、《南京》、《难民》、《孕妇》诸诗中,都可明显看到受其影响。此外,那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外籍教师如瑞恰慈、燕卜荪、罗伯特、白英等,也在现代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派的美学文论等方面给予袁可嘉先生深刻的影响。
        在讲述了自己从浪漫主义走向现代主义之后,袁可嘉先生着重阐述了他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和观点。
        袁可嘉先生认为,过去对现代主义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是片面的,应该加强研究,重新评估其得失,以便正确地批判借鉴。现代主义无论在政治表现、思想倾向、文学理论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正确的态度是必须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加以细致具体的分析,借鉴好的,批判坏的,做到为我所用。袁先生说,就整体而言,现代主义的正面成就超过负面的缺陷。
        袁可嘉先生说,现代主义既然已被引进到中国,就应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和习惯。为此他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概念,以区别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在思想倾向上既坚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又可自由抒写个人心绪,力求个人感受和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反映论和表现论的有机统一,既区别于西方现代派和学院派,又区别于庸俗社会学派。在诗艺上,不赞成标语口号化,要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用细致、曲折、间接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要求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追求知性与感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让幻想和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和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这样,就区别于墨守成规的保守派和亦步亦趋,刻意模仿西方的“现代派”。袁可嘉先生将此归纳为“现实、象征、玄思”的结合。这实在是很有见地的新诗理论建树。在九叶诗人中,袁可嘉先生是著名的新诗理论家。他对现代主义的新诗尤有研究,其力作《论新诗现代化》一书,在新诗理论界影响深远。
        袁可嘉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出版《袁可嘉文集》,共4卷,200万字。我问起他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由此得知,袁可嘉先生虽然已届耄耋之年,却仍然勤奋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达5小时。他每星期两次去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翻阅资料。面对这位“头秃如灯泡”(夫子自道语),犹黾勉笔耕,集诗人、学者、翻译家于一身的老人,我不禁肃然起敬,也为自己不够勤奋而深感愧怍。
        那次会见距今已近两年了!先生的慈祥的面容、那带有浙江口音的亲切话语,至今使我如沐春风。想着又有多时未去信问候他老人家了,也不知近来他身体可好?我坐到桌前,急急打开了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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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0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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