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
谁来保护文学史的“活化石”
2013-06-04
      “正在我们热切期待社会正义早日实现,法律权威得以捍卫之时,传来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不顾公众的反对和法律的尊严,公然、肆意践踏、侵犯一位百岁老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我十分意外!”6月2日,已故著名作家钱钟书的遗孀杨绛,不得不发表第二个声明,抗议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拍卖钱钟书、杨绛的三封私人书信。
      当日下午6时,该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作出回应称:“确有三件涉及到关于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信件,并准备在2013年春季拍卖会中上拍。在拍卖前期准备及图录印刷完成后得知杨绛先生维权事件,我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决定将这三件相关拍品撤拍。”
      这三封原本在6月3日就要走进拍卖现场的书信“幸免于难”,但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贸圣佳”)的网站首页上,“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的标题仍在醒目位置,进入下一级页面,有近万字对这批书信、手稿的介绍,其中,钱钟书明确写道“不可公开说”的内容,被公之于众。
      杨绛这位原本“心如止水”、准备“回家”的102岁老人,因为这批书信、手稿,在5月末被迫卷入舆论漩涡。
      日前,中贸圣佳公布,将在6月举办一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活动。拍品包括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13封杨绛钢笔书信以及6封钱瑗钢笔书信。其中钱钟书的书信是其与香港出版人李国强在1979年至1999年的通信内容。
      除了书信外,钱钟书的207页笺纸钢笔手稿《也是集》、杨绛为了报答李国强对钱家三口的帮助而奉送给李留作纪念的《干校六记》原稿也将被拍卖。
      得知这一消息的杨绛于5月26日作出回应表示:“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杨绛疑惑的是:“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对此,李国强回应称,自己已将书信、手稿送给朋友,对拍卖一事,并不知情。
      此后,中国国家版权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拍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发表意见,支持杨绛。
      6月3日,中拍协副秘书长欧阳树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中拍协已向拍卖公司发出一建议函,建议拍卖公司停止相关的宣传活动,希望他们能和相关当事人尽快解决问题。如果委托方与拍卖公司能相互协商,达成一致,并停止拍卖,这是最好的,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
      但至今,中拍协没有收到拍卖公司的反馈,唯一可见的进展是,原本计划在6月1日举办的“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题研讨会已被取消,但后续情况如何,欧阳树英还没有收到反馈。
      对于保利在第一时间选择撤拍一事,欧阳树英认为,这“体现了对杨绛先生以及对文化的尊重”。
      其实,钱钟书的书信、手稿曾多次出现在拍卖现场。在雅昌艺术网上以“钱钟书”为关键字可查,目前,已成交的拍品共75件,总成交额589万元。
      名人书信、手稿常见诸拍卖现场,而其家属的抗议,也并不是头一遭。
      2012年5月12日,尽管周作人的长孙周吉宜再三表示希望撤拍的意愿,并诉诸法律,但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仍以184万元的价格成交。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再次联系到周吉宜,询问该事件的进展。周吉宜称,目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法院决定受理这个案件,使得我们可以期望这一问题取得实际进展,因为这事卡在那儿已经一年了。目前我们正在等待法院进一步的通知。”周吉宜希望尽快了解手稿的来源、委托人信息以及手稿的下落,以便下一步追回手稿。尽管已努力一年,但周吉宜始终没有放弃,他希望这件事能有个公平的结果,约束拍卖行为,使这部手稿有一个适当的归宿。
      在更多作家选择用键盘代替纸笔的今天,名人的手稿、书信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认为,它们是文学史的“活化石”,研究价值很高,同时兼具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从人文价值角度来说,其中饱含作家的情感,保留着作家的体温和某一时段的心路历程,以及对某些作家、作品及时代的看法。从审美价值讲,一些作家的字很有书法价值,如钱钟书。”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价值,使得名人书信、手稿在拍卖市场走俏,由此引发对拍品是否侵权的探讨也从未停止。有人称杨绛抗议钱钟书书信被拍卖一事,“是中国拍卖史第一起涉及隐私权的拍卖纠纷”。
      对此,欧阳树英表示,这恐怕不是第一次涉及,而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侵犯隐私权:“书画作品和其他拍品不太一样,它是动产,没有登记的制度,所以一般情况下,拍卖公司认为委托人能够持有并交付拍卖公司拍卖,一般视为他有处分权和所有权,当然必须要求委托人有一个合法的声明,至于内容是否对隐私权有侵犯,见仁见智。”
      基于这种考虑,中拍协在公开的回应中,并没有强调某些法律条款,“因为从法律角度讲,大家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是存在差别的,所以我们从道德层面,从对文化的尊重角度提出,希望大家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欧阳树英表示,应该尊重一个百岁老人普通的、简单的愿望。
      除了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事件的进展受人关注外,名人的书信、手稿的保护更为人所关心。
      吴义勤觉得私人收藏不妥当,甚至放到一些纪念馆中都不保险。“原来有些知名作家的家乡要为其建纪念馆,家属就把一些书信、手稿捐去,但后来很多人都希望收回,因为纪念馆基本是一个旅游景点,没有专业人员、保护条件,纸张很可能脱落、朽烂。”对此,吴义勤很惋惜,他认为:“这些手稿、书信最好的去处不是在拍卖场、不是在商业场所中,而应该供学者研究。”据吴义勤介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以下简称“文学馆”)的70多万件文物中,手稿、书信的数量极多,“但这些都是公共学术财产。”他强调。
      “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手稿、书信捐赠时,跟捐赠人都有协议,保证书信只供研究使用,不能有其他商业用途。有些内容约定不能公开,我们也遵照约定执行,像艾芜的一些信件因可能涉及敏感话题,约定50年不能打开、公开。如果要出版,需要有家属的授权,当然也有直接把版权也捐给我们的,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吴义勤称许多作家很警惕,怕自己的东西流入市场,背离其人文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西班牙的收藏家要以100万元人民币买下《红旗谱》的手稿,但《红旗谱》作者梁斌根本不考虑,他选择捐给文学馆。”
      周吉宜也表示,如果手稿追回,他将会捐赠给有关机构,供研究之用,因为“在私人手中不利于保管和研究”。
      拍卖与保存、研究是否存在矛盾?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拍卖业业内人士认为:“拍卖与研究没有矛盾。研究、利用不分公私,保护也是如此。花钱买的,通常还会得到更妥善的安置。但不论何种研究,恐怕都会令杨绛先生不快,感到隐私权受侵犯。”
      吴义勤认为,在电子化时代,手稿、书信快“断代”了,因此,更应该重视其保护,“因为对于研究现当代文学史,这些资料很有价值”。
      可这一次,文学史的“活化石”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在6月21日那天随着拍卖槌的落下,成为私人收藏。截至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稿时,中贸圣佳与委托人都没有撤拍的意愿。杨绛在最新的声明中称:“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我将会亲自走上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我绝不妥协,一定会坚决维权到底!”
      钱钟书曾在1982年6月26日致李国强的书信中写道,希望在李国强的办公室“现形一刻来钟”,并和他“拉手拥抱”。若钱钟书仍在世,得知曾经信任的友人李国强将其信件转赠朋友,并成为估价不低的拍品,他是否还愿意完成这个拥抱?
      假设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杨绛在声明中写到的“拿别人的隐私去做买卖”,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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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2013年0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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