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
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
2016-04-19
      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在其《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一文中分析了自宋以来的“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不绝原因,他归纳了五点: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袁是外交行家,这五点归纳有一定代表性,这里主要是借他对外交“愤青”现象的研究来谈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
      按照袁南生对“愤青”的解释,“愤青”主要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认为“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标榜爱国,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在袁看来,中国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除历史因素外,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袁对“愤青”特征及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分析很有道理,不过他的看法还是偏向外交方面,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补充拓展思考。
      自有民族和国家以来,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爱,是生活在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不言而喻的情感,无须任何理由,我们批判和否定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但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则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也一否了之。
      一般来说,将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变成可资利用的资源,从政治上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做的工作,可称之为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和西方碰撞中产生的,伴随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除此之外,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国家实力的膨胀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高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来源。民族主义成为今日中国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任何民族主义最后都要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及尊严。对中国来说,民族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强化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并进而促进、提高大众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此外,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民族主义能够帮助大众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受外来的压迫和侵犯。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
      但民族主义也有另一面,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正如学者陈来所说,就动员能力而言,民族主义的长处是有很强的感性号召力,因此,当民族主义被某种过于功利的政治势力所运用和支配时,这种感召力就有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特别是在某种具体的、极端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另外,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尊重和激励,也是它的一个缺陷。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狭隘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舞剑的人不懂剑的秉性,没有很好地把握它,剑也是会伤己的。
      与民族主义有关,当民粹主义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时,它就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民粹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思潮。简单地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倡导人民或者平民优先的主张。
      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民粹传统,即“均贫富”,从价值理念来说,“均贫富”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价值,因此它在特定时期或阶段,对社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均贫富”也往往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
      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日趋严峻的贫富分化及民意政治的出现有很大关系。用学者俞可平的话说,民意政治的兴起,是近年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在这一过程中,也部分催生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它认为这个社会转型中,大部分民众承担转型和改革的代价,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故民粹主义崇尚直接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道德至上,并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崇拜魅力型的卡里斯马式领袖。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极端的平民化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要将民粹主义的危害减到最低,需要完善民意表达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和处理机制,扩大和增加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其诉求,从而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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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
2016年0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