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
重识汉语之美
2017-09-15
      若从1983年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石匠留下的歌》算起,我写作年龄已有34载。又若从我1981年在《星星诗刊》发表组诗处女作《希望》算起,则我的写作年龄三十又六。总之,绵绵久矣。我从当年的文学青年,转眼间便成了文学老人,常常的,就给人写序了。
      如今我要出一本自选集,笼而统之地检视一回自己的文学足迹,这序便不由别人来写,还是我自己来,所谓甘苦寸心知,就是这个道理。
      这集子选的是小说同散文随笔,并未选诗,原因只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诗歌尚在及格线以下,我不能拿它来糊弄读者。
      诗歌如今当然我仍在写,只是丢在抽屉里,多半并不拿出来示人。写诗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便是保持精神的活力同语言的自觉,以及对人世细微变化的敏感。这好比武家的经常蹲马步,击沙袋,要的是一种从业人时刻应当有的状态。
      30余年里,我主要发表的是小说同散文。我林林总总得过一些文学奖,得奖的作品几乎皆是小说。这或许意味着,小说,是我最受重视的文学体裁。事实也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受到文坛普遍关注的,正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
      受关注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恐怕在它的实验性上。上世纪80年代,文学兴起,百无禁忌。在思想解放的大的社会背景下,文坛空前活跃,各种题材,各种文体,各种风格,竞相怒放。我初出道,亦知要崭露头角,须得有自家面目,遂努力在文体同语言上与别人拉开距离。汪曾祺先生在他给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写的序里说,我的小说受唐人绝句的影响。李陀先生亦说我的小说是“绝句式”的小说。皆是解人语也。我是喜欢唐诗,尤喜绝句,五绝20个字,七绝28个字,短得不能再短,但每每是一幅历史的图卷,浩浩沧桑,尽寓其中,意蕴深长。譬如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把个唐朝从开元到天宝年间经历“安史之乱”的惊天巨变,从全盛到衰落的历史图景,通过几位白头宫女闲聊往昔的日常场景,轻巧地便勾勒了出来。这种以小场景写大历史,以日常生活见白云苍狗的唐人绝句,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当其时,文坛大多的作家的叙事范式,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我是选择受祖宗的影响。祖宗的好方法,我要拿到今天来用一用。我于是试着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写下了《小城无故事》《淘金人》《白色鸟》等一系列短篇小说。1984年,《白色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至此,肯定了我的有着诗的含蓄意韵的文体面目。又其次,我在小说语言上亦受祖宗的影响。汉语言的美同好,是需要重新认识同发掘的。当其时,大多的小说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语言上亦基本是欧化的翻译体,这让我很不满意。在这样的语言中,汉语之美完全被漂白,失去了应有的表现力同语言质量。我不能这样,我要来做贾岛,要来推敲语言,要让每一个文字皆能释放具体的感觉,文字不止是对所描述事物的表述,而更是语言艺术的表现。所以那一时,我哪怕写个三五千字的短篇小说,耗时却比人家要多上三五倍,为的就是使文字更具汉语的神韵,蕴着更多的潜台词同审美信息。这样的努力我以为是有价值的。这便是对汉语文学的继承与发扬。
      我写小说不多,低产,但写小说于我来说是一桩令人神往的事。只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神往的时刻未必多见。我倒是佩服什么都能拿起来就写的作家,但同时又疑心,样样题材里,皆有生命的真血么?
      我反而时常写点散文,没什么负担,想起来什么就写上几段,如苏东坡所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样的不拘,反倒是放松,随意,每有小美,于是大乐。散文,我还是喜欢中国的。外国的散文,因受翻译的影响,除了思想性,语言的文学韵味是几乎看不到的。而中国的散文,唐宋八大家的不必说,明清的归有光、张岱,近人的胡兰成、汪曾祺,那种文章之美,语言之胜,实在令我痴迷。他们的文章,不端起,不装腔,时作平常语,又情真意切,每每感人。这亦是好传统,后生不可不学。我得其皮毛,亦欣欣然焉。
      《白色鸟》是我的第一本自选集,算是对自己30余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交待。但总之是汗颜。我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但对写作我有虔敬,便深知离自己的写作目标同心目中的文学审美高度,尚有遥遥的距离。但好在我还有时间,汪曾祺先生60岁才复出文坛,近期一幅画卖出三个多亿的黄宾虹亦是60岁才确立风格,更莫说我湘人中的齐白石,到衰年方才变法,所谓大器晚成。刘禹锡有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是桑榆已近,却也看到霞光满天。或许十年二十年后我再编一本自选集,会是别一种模样呢?
      我于是对自己说,庾信文章老更成,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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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2017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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